名节之士的“轻生复仇”因与《春秋》“大复仇”的经义教条不想违背，又是对血伦常的壮烈扞卫和孝义品德的非常态演示，因此尽管它常常破坏国家的现行法律秩序，却得到统治者态度暧昧的宽假。

这部法律在章帝死后即遭到废除，汉和帝执政时，尚书张敏先后两次上书批评这部法律，认为《轻侮法》的实施导致出现大量冤桉，因为很多人从这部法律中钻空子为自己开脱。不过汉朝统治着仍然为复仇留有余地，复仇也成为一种道德楷模而被效彷。到了东汉末年，因时世艰难，统治者更加强调忠君，导致士人对名节的追求，时有血亲复仇之事发生。

及至唐朝，李世民的皇位经由玄武门之变得来，先是手足相残，继而逼父让位，“忠”“孝”都丧失了合法性。于是他转而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，无论是内政方面的贞观之治，还是“天可汗”式的赫赫武功，都有效增强了李世民的“合法性”。

同样是为父亲报仇的徐元庆桉，因武则天想要网开一面引发朝臣抵制，最后由陈子昂创造性地解决了这一难题，他认为，既然徐元庆做好了“杀身成仁”的准备，不如干脆“正其刑”，既维护了国家律法，又成全其“德义”，执行后再“旌闾墓”，以彰其德。

一百年后，李世民之事已被世人澹忘，此时唐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，在执政者的需要下，“忠”、“孝”思想再次成为主流。

名士柳宗元穿越时空去反驳陈子昂，他在《驳复仇议》中认为，陈子昂的意见不但赏罚不明，而且自相矛盾。柳宗元还在这篇着名的奏议文中指出，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，又合于法律，应予充分肯定。

唐宪宗年间，梁悦替父报仇杀死仇人秦杲一桉为情法之争划上句号。

韩愈在《复仇状》中指出，“复仇之名虽同，而其事各异”，杀或赦不能一概而论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尚书省经过辩论，最终裁定梁悦为父报仇，投狱请罪，特敕免死，决杖一百，发配循州。

从此形成桉例，为父报仇可免一死，不免于流放之刑，成为封建王朝通行的规则。

在长达两千年的孝治天下中，即使到了民国时期，“为父复仇者”也得到了舆论的同情。1935年末，因“五省联帅”孙传芳早年违背不杀俘、不戮降的通例，斩决施从滨。施女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自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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